Personal Report
演化143年
若討論起來科學與社會人文的關係，沒有一個議題可以比起達爾文的＜物種演化＞所引發的討論還來的篇幅廣大。總體的討論來說，這可能是一個科學影響著人類歷史發展的一個新開始。比起從1859年開始逐步跟著達爾文主義的思潮觀察人類社會這個被幾萬人踏過的豆子，我打算來看看這個新開始的銅板的另一面：一個舊時代的結束。
1859年終結了什麼歷史？這個問題並沒辦法從歷史事件中看出什麼端倪。在達爾文的生活核心英國，維多利亞時代一路從1837年開始起跑，到達爾文去世都還沒結束，其中除了大英日不落國的殖民擴張之外，英國並沒有幹什麼人盡皆知的大事出來。而整個歐洲最大的事件，大概就是1853年克米里亞戰爭爆發，到1856年巴黎和會結束。
換句話說，我們若打開國高中的歷史課本，會發現1859年其實正是歷史齒輪轟隆轟隆運轉的時候：義大利與德意志的民族國家建立中，法國正是路易˙拿破崙的美夢舞台，整個歐洲瀰漫著算計、謀略與戰爭，一切漫無目的把歷史方向指向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
或許我說＜物種演化＞的出版代表著一個歷史階段的起步，從這點觀察來說是太誇飾了一些，畢竟不少的文獻都指出達爾文的發現只是巧妙的解開了當代對解釋自然與神的疑謎，畢竟演化論不是達爾文一針見血創造出來的理論，大家都知道還有個笨笨的拉馬克在前面當達爾文的綠葉。不過，我堅持我的說法；而且，我認為這些當代的歷史，都可以為我的說法找到一點解釋。
加富爾、俾斯麥與路易˙拿破崙的世界是由法國大革命一手打出來的。我們都知道1814年維也納會議導致了對法國大革命引爆的力量所展開的國際鎮壓，歷史課本很適切的給了一個『保守國際』的稱呼；因此，在搞不清楚情況的奧地利、俄羅斯與法國眼中，整個中歐還是最好保持在分裂的狀況，並且花了半個世紀以上的時間大動干戈防堵任何毛頭小子會突然竄出來再度高呼什麼解放人權、自由無價等等的誑語。而事實上，這些所謂的『保守』，實際上更好的定義應該是『防禦』，我這麼認為。
這『防禦』的內容可多了。我們不妨想想整個歐洲歷史的發展。從十五世紀文藝復興開始，歐洲從黑暗時代的烏雲中爬出來，仰天長嘯；一堆有錢有閒的人抱著聖經讀希臘時代的典籍，乘著船遊歷四方，趁著印刷術的興起胡亂寫書，上到天文地理人體構造，下到每日買賣交易款項，對文字的熱誠大概到了一個高峰。早上忙著提筆，晚上放下筆則飽暖思淫慾，歐洲的嘯聲其實就是人口的一個激盪，雖然黑死病的陰影還沒褪去；但是人口沒擴張的太快，古早歷史學家的結論卻還沒有因此被推翻：貧富差距被拉大了，每個歐洲地區到了十五世紀，都開始了財富累積與集中的問題，隨著商業的緩慢興起，人口慢慢的從農村往城市聚集，無產階級開始伴隨著新中產階級的崛起遊蕩在歷史的腳底下，並隨著城市的壯大開始累積它的力量。
整個十五世紀開始的歷史，外觀上我們坊間的認知其實只代表著一點皮毛，國際、外交、戰爭、人文，勉強的才藉由某些命運坎坷的偉大人物的一生，窺見這段歷史所醞釀的威力：貧窮，例如馬克思。貧窮的力量無遠弗屆，它是地理大發現的潛在力量（否則哪來那麼多水手跟著哥倫布那種思想有問題的人往連地圖上都沒畫的海域前進？），它帶來了殖民運動，它也是法國大革命的手腳，它更是工業革命的代表。另一群可能沒有正視這股威力的人們，則是慢慢地往這些無產階級灌注其他的慢性壯陽藥。啟蒙運動過去了，人們對自己的存在與能力感到更多的自信；緊接著是自由思潮也啟動了；1789年國富論出版，財富的意義與遙遠的彼端漸行漸遠，經濟發展讓民族國家、新興中產階級與大城市的命運緊緊的聯繫在一起。這群人可能花一輩子思考著人生的意義，可能花一輩子搞一種叫科學的東西，也可能花一輩子的時間研究如何讓人類生活更好，但是重要的是他們的共通性就是財富累積，他們放下了聖經與十字架，空出來的眼睛與手是用來享受藝術與美好事物的，他們追求物質生活的昇華，他們聚集在首都，互相的用房屋與衣飾比較著文明程度。
這些才是我們俯拾即是的歷史。而他們的命運與貧窮緊緊的連在一起：他們的物質生活是靠貧窮的力量所維持著的；但是他們恐懼貧窮，他們厭惡貧窮，財富越累積，貧窮的擴張就越加讓他們不是滋味。於是他們展開了一連串的『防禦』，企圖抵抗貧窮的侵略。
這場戰爭發生在整個歐洲，對少數像馬克思這些人所象徵的【搶救貧窮大作戰】，大多數人所進行的則是【搶救財富大作戰】，他們的武器與他們的作戰方針並不一致：他們企圖將他們拋棄聖經與十字架、擁向物質生活的行為作自我的倫理安慰，他們企圖解釋人的差異，並不是遠洋航行在外，看見的那些其他膚色的人與自己的差異，而是在自己所居住的城市裡、與那些無產階級比鄰而居的財富差距，他們想讓自己對身邊的貧窮不屑一顧、與自己口中所說的文明作合理的結合；簡而言之，他們是在鑽牛角尖，花錢花的不耐煩。因為他們的武器，是啟蒙思想、浪漫主義與自由經濟；這無異於飲鴆止渴。
【搶救財富大作戰】開闢了兩個大戰場：政治經濟學與自然科學。投入這兩個戰場的勇士們可能究其一生都未必知道打這一仗的目的，而徹徹底底的融入在這場戰役的殺戮氣氛中。
＊ 政治經濟學：剝削貧窮
＊ 自然科學：貧窮是自然的真理；終究有些人餓死路邊是「死好」（台語）
經過一點修飾，比較見的了檯面的說法變成這樣：
＊ 政治經濟學：如何累積財富與合理分配
＊ 自然科學：探討宇宙萬物的真理
整個十五到十七世紀的科學發展，可以說都是在累積一種能量，他們的原動力其實就是在滿足希臘哲人所沒有完成的事情：觀察，再觀察，然後解釋。整個動作其實一開始只是有錢人的解悶活動，直到牛頓的大震撼，讓更多的人像布豐（Comte de Buffon）一樣進入這個領域。當時所謂的戰場其實並沒有真的開打；各地的有錢人都在一陣熱潮過去之後，檢討自己身邊的世界。英國本土開始一連串的政治改革，美國鬧獨立，俄國農奴制度建立，正視錢財的法國、普魯士與奧國在普奧戰爭中搞的一塌糊塗。歐洲的船隻航遍全球，累積著天文、地理、生物、與人類的資料，滿載而歸的運往歐洲大陸。而不少人還有那種閒功夫去整理這些資料。牛頓在天文物理的成就不在話下，休頓（James Hutton）代表的是地質學的起步，將龐大的地質資料作了劃時代成就的解釋；賴爾（Charles Lyell）的分類學的成就非凡，但是實際上他卻是當時生物地理龐大的資料整理工作中的一部分。
而自然科學方面大戰場實質的前身便出現在十八世紀的法國。路易十五與路易十六顯然並沒有窮兵黷武的浪費錢在普奧戰爭和支持美國獨立，法國國家科學院（French Academy of Science）在當時是歐洲科學的大重鎮，並出了兩個重要的人物：拉瓦節（Antoine Lavoisier）與布豐。前者研究人類呼吸與化學元素『氧』的定義，而似乎也是戰場中唯一真的死於貧窮的反撲的人；布豐致力於博物學，死於法國大革命的前一年，提攜出自然科學大戰場上的猛將：拉馬克（Jean Baptise de Lamarck）。
拉馬克綜合了地質學與分類學等等的資料，在1800到1815年間吵鬧的跨世紀中丟下這個引爆整個戰場的大炸彈：演化論。我姑且省略更多當時提及演化論的角色，雖然想深究演化論，省略這些人非常對不起他們，不過不可置疑的是拉馬克的生物演化論所引發的爭論的確很吵，而他的重要性在後來為反抗達爾文主義（？）所出現的叫『新拉馬克主義』（？？）這個名詞而更被凸顯出來。休頓在十七世紀之末所建立的地質學「均變論」，說明地球的地質現象緩慢而持續的變異，被拉馬克繼承並引用到生物的演化上去。拉馬克被我們認為是達爾文的綠葉的理論【用進廢退說】實則是用來解釋拉馬克討論生物隨著地質與生活環境變化時的變異動力的理論；我們不妨想想其實當時根本沒有所謂的遺傳概念，達爾文亦同，而達爾文也想當然爾的在一個程度上努力的迴避這個議題。不過拉馬克真正有影響力的當然不在這裡，而是原本「均變說」的內涵：自然的運行平和與有規律。這裡討論的規律成了大家議論的焦點，因為拉馬克這樣一扯，生物的變異、物種的形成與人類的出現，都與這規律扯上了關係，這不是講過就算了的小事情，事關神聖造物主的地位與萬物之靈人類的尊嚴，必也正名乎。
法國後來成立的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Natur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在拿破崙帝制、後繼的保守國際和路易˙拿破崙的帝制相繼主宰下成了戰場的一方，傾盡全力的壓制這個由己所出的猛將；而戰場就像名著＜雙城記＞的法國大革命一般，很快的影響到對岸安靜的英國。包括達爾文的家族，與英國的博物學家與哲學家們，相繼衝進戰場。
戰場一方比較引我興趣的是足球明星……不是，是解剖學家歐文（Richard Owen），理由只有因為他在1840年間創造了恐龍／Dinosaurs一詞，定義當時所發現的巨大生物化石（當然不只這樣啦……）。這個小事件代表了很多當代現象：發現，很多發現，解釋發現，然後炸包。William Coleman在我的重要文獻＜十九世紀的生物學與人學／Biolog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中說了一句話：『對地質學家來說，化石紀錄是一筆巨大的財富；而對生物學家來說，化石紀錄帶來的問題比解決的更多。』抱持著傳統像聖經、＜創世紀＞的神學觀點，完全無法合理的解釋像恐龍這種化石的存在。而不只是這種例子，生物地理的發現，從賴爾的分類學中已經察覺難以計量的生物多樣性，都很難用保守的神學觀點去論述。歐文在1830年投入戰場，大加伐韃支持拉馬克遞變論、達爾文年輕時代的大學教師之一格蘭特（R. E. Grant），結果也在正視這些問題後，悄悄退出戰場。但是歐文用化石證據，留下了達爾文演化論日後最大的對手：跳躍遞變論，也就是認為生物的變異是突然與巨大的，而非達爾文與拉馬克參考『均變說』而認為生物變異是緩慢連續的論點。
格蘭特則因此在英國學界從高樓跌的身敗名裂，給了達爾文一個身體力行的教導。
戰場的另一邊出現的是鐵路工程師與形而上學家史賓賽（Herbert Spencer），一個比達爾文出書還早就預示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高手。史賓賽將理論科學的演繹法推理，帶到社會研究的研究方法上；他也可能算是個人主義的先趨，身為社會研究領域和孔德（Auguste Comte）齊名的史賓賽，同時的介入政治經濟學這另一個戰場，強調個體在社會構成的重要性，其論點提供了自由經濟主義不少必要的基礎；在1851年他出版的＜Social Statics＞書中，強調個人對社會變遷的適應，與自由經濟的關係可以說明。
提到史賓賽與孔德，我們並沒有離題。這兩人、尤其是史賓賽，都相當的注重演化論的發展。史賓賽相信『社會的演化』與生物的演化無異，所以相當的鼓勵當時英國的演化論研究，認為這些研究的成果可以相當的改變人類對社會的認知。而他在對社會演化的論述中，甚至比達爾文更早提出【適應】一字，以用來述說個人對社會的關係。
我們是否失焦了？討論著自然科學的戰場時，一邊是明顯的反抗著演化論的神學家與博物學家，另一邊出現的不是與之相抗衡的博物學家，而是形而上學家……？考據一些文獻，使我相信當時的英國，都不可避免的像達爾文一般眼見格蘭特的經驗還不自知；演化論的支持者，只要是博物學家圈內人，都只好蟄伏著小心翼翼的行事不敢張揚。對方的炮火雖然猛烈，但是立據的論點根本毫無可畏之處；真正的大問題，是自己這一方的主力尚未出現，也就是演化論可以說服人的中心論點還遲遲無法問世。我簡單的評估當代對演化論闡述的困難，就在於即使是任何博物學家，都可以在足夠的資料收集後打心裡承認演化存在的事實，但是有諸多的因素，包括像拉馬克那樣在解釋生物變異的機制時發生的嚴重錯誤，使人裹足不前；而毫無遺傳學觀念的當時，想解釋這個機制也是不可能的。達爾文＜物種演化＞的偉大之處，就在於他完全的躲開了這個盲點，用簡單的【適應】與【競爭】兩個字，以及以龐大的資料證據作冗長的論述，一套暫時不討論這機制卻又完美的演化理論出現了。戰場的另一方，主力艦富麗堂皇的出航了。
但是戰場卻在此時才真的熱絡起來，直到今天。我們不禁要問一問為什麼。史賓賽在這論戰中的地位，暗示著一些重要的訊息。
史賓賽對整體科學的認知，使他相信社會學是建立在生物學的基礎之上的；用生物學的研究解釋人的特性，也就等於解釋了社會型態變遷的基礎。這論點當然的點出了一個簡單的想法：如果研究一群老鼠的行為與互動，就可以拿來探討人類社會，這對人性的尊嚴是何等侮辱！這種想法，讓當代『唯物觀』這個大帽子，就像手榴彈一樣讓反對演化論的陣營可以輕而易舉的拋向對方，炸的像格蘭特一樣吃不完兜著走。但是這想法我已經不想管了。想想在另一邊的政治經濟學戰場上，史賓賽所支持的自由經濟主義的大對手：馬克思，幾乎是在孤軍奮戰下創造了社會主義，試圖喚醒歐洲普遍的貧窮，掌握自己所擁有的力量向市場這個怪物展開反撲。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唯物史觀，人盡皆知。
這是一個有趣的事實：同樣對社會的認知抱持著『演化』觀點的兩人，在政治經濟學裡頭卻分處不同的陣營；而這反映了我對＜十九世紀的生物學與人學＞中一句話的疑惑：「……因此史賓賽的社會變遷的觀念是進化的，而不是革新的，並成為保守政治哲學的一部分。」而這句話，顯然的是敘述著之後將近二十世紀時所發生的社會理論的變化。我們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前夕，帝國主義面臨瓶頸，自由經濟主義則在大戰結束後也被經濟大蕭條重重的捶了一下，而即使社會達爾文主義也跟著被第二次世界大戰給清理的快差不多了，但緊接著的是社會主義在將近一世紀的蟄伏後首次登上檯面，他們強調著對社會與經濟的計劃性改革，強調國家對市場經濟以及對社會秩序的重要性等等……在戰後的所謂左右派爭鬥中，社會主義是保守派的，他們對社會的觀點倒是蠻符合書中剛剛那句話的上一句：「史賓賽利用自己對社會的分析，來描述社會中發生任意或突然的大規模變化所固有的危險。」
這或許可以用來解釋我所謂的新開始。不論孔德的實證科學、馬克思的思想、以及所有在十九世紀中間發生的變化是多少的偶然所累積，或是多麼的毫不相關，在討論達爾文＜物種原始＞所建立的演化論的影響時，推翻神學、打擊人性尊嚴、唯物論與唯心論的抗衡等等的說法我覺得都才是失焦：從＜物種原始＞一出版，讓演化論得以在自然科學的戰場上發出那第一聲炮響時，唯物論就已經勝利了，不需要再花更多的時間去與它糾纏；因為剩下的都只是贅述，工業革命早就起步了，國家主義帶動民族主義早就預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我們還需要花精力研究神的旨意，或是探討更多的哲學或是人性去解釋貧窮嗎？為了國家的財力乃至軍力，不需要了，真正重要的是既然貧窮就像是慣性定律一樣的理所當然，眼前最重要的是如何利用貧窮，來為國家創造更多的財富？剝削是合理的，只是什麼方法的問題而已。
美國與德意志帝國，相繼的採用社會達爾文主義，國力在短短幾十年內膨脹到與傳統的列強英、法、俄、奧等並駕齊驅。年代算一算，就彷彿是這些新興國家早就等著演化論的成型，趕緊抓過來使用一般。
＜物種原始＞開啟了一個新時代，在這個時代中，不論你贊成或反對演化論，你都被他主宰著。或者說，這個新時代需要演化論，而演化論在十九世紀中期，正等待著有人寫出＜物種原始＞這本書。華萊士遠在東南亞，幫我們煙薰鼠洞，薰出了達爾文這個戰戰兢兢的博物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