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rsonal Report
演化143年
達爾文(Charles Darwin)於1859年出版＜物種演化＞。
……以下省略。
圍繞著＜物種演化＞與演化論的中心議題，到討論演化論的真偽，這些議題已經不需要我寫一份報告了……浪費我與大家的時間。在這個爭戰激烈的場域裡高手眾多，旁觀者也不乏眼光比我優秀、文筆比我好的傢伙。
我的想法，是跳出以演化論本身為軸心的立論來探討演化論本身對人類歷史與思想的影響。最近在敝人的學習中，接觸生命科學的分子演化一個研究領域有一點點時間，可以接觸到這一個場域中對於演化論的想法與觀點。不消說，光看這門學科的名字就知道：整個研究方向與思想，不脫分子生物學這個新興的研究範疇。而對於分子生物學，我們自然可以再來一次：
1953年，華生與克利克正式發表DNA結構，是為分子生物學建立的里程碑。
……以下還是省略。
我個人相信，即使躲開對演化論本身的論戰，也一定可以從別的生命科學研究的歷史中，看見整個演化論論戰、乃至於對人類定位的激辯，在人類歷史中扮演的角色。這絕對是非常粗糙的一個大綱，但我相信：對這個大問題，即使命中紅心式的從演化論本身開始著手，也很有可能變成非常粗糙的一個研究內容，而基本上這樣呼應著我所設定的標題，這樣實在很蠢，也就是往別人跳過的坑跳進去。不幹！
個人手上目前已經有課堂指定的教材兩本，提供了在演化論本身，以及生命科學研究的思想與方法史一個很完整的圖像。我打算從這邊出發，開始對演化論展開迴避，盡量的從其他的生命科學研究史，挖掘演化論與人類定位在它們之間的影子。圖像可以分成兩大項：
1. 十九世紀的細胞學與胚胎發生學
2. 二十世紀的遺傳學與分子生物學
這樣我並不預期每一個章節，會有正面的答案。但換個角度：如果答案是負面的，也未嘗不是一個有趣的新發現：既然連影子都沒有，那他們吵的這麼厲害是在搞什麼？
而最重要的是，最後面我們必須面對一個問題：分子生物學對現在社會有什麼重要的意義存在？也因此，這便是我的脈絡：如果把DNA當作演化論，生物的外觀表型／phenotype當作我們現在要開始著眼的每個生命科學領域的學門，那就把現在激烈的論戰，想像成像分子生物學家一般的用力對演化論抽絲剝繭──跑PCR、定序、複殖(clone)、切割……我，則在二十一世紀，開始傻傻的當達爾文，開始上一艘破船，走到自己都搞不清楚的地方，到處看看、到處聞聞，做做雜記……。
幾個世紀跑下來，多少人這樣搞，才出一個達爾文。如果我這次出航就這樣輕輕鬆鬆的被埋沒在汪洋或森林中，也不意外吧？
若討論起來科學與社會人文的關係，沒有一個議題可以比起達爾文的＜物種演化＞所引發的討論還來的篇幅廣大。總體的討論來說，這可能是一個科學影響著人類歷史發展的一個新開始。比起從1859年開始逐步跟著達爾文主義的思潮觀察人類社會這個被幾萬人踏過的豆子，我打算來看看這個新開始的銅板的另一面：一個舊時代的結束。
1859年終結了什麼歷史？這個問題並沒辦法從歷史事件中看出什麼端倪。在達爾文的生活核心英國，維多利亞時代一路從1837年開始起跑，到達爾文去世都還沒結束，其中除了大英日不落國的殖民擴張之外，英國並沒有幹什麼人盡皆知的大事出來。而整個歐洲最大的事件，大概就是1853年克米里亞戰爭爆發，到1856年巴黎和會結束。
換句話說，我們若打開國高中的歷史課本，會發現1859年其實正是歷史齒輪轟隆轟隆運轉的時候：義大利與德意志的民族國家建立中，法國正是路易˙拿破崙的美夢舞台，整個歐洲瀰漫著算計、謀略與戰爭，一切漫無目的把歷史方向指向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
或許我說＜物種演化＞的出版代表著一個歷史階段的起步，從這點觀察來說是太誇飾了一些，畢竟不少的文獻都指出達爾文的發現只是巧妙的解開了當代對解釋自然與神的疑謎，畢竟演化論不是達爾文一針見血創造出來的理論，大家都知道還有個笨笨的拉馬克在前面當達爾文的綠葉。不過，我堅持我的說法；而且，我認為這些當代的歷史，都可以為我的說法找到一點解釋。
加富爾、俾斯麥與路易˙拿破崙的世界是由法國大革命一手打出來的。我們都知道1814年維也納會議導致了對法國大革命引爆的力量所展開的國際鎮壓，歷史課本很適切的給了一個『保守國際』的稱呼；因此，在搞不清楚情況的奧地利、俄羅斯與法國眼中，整個中歐還是最好保持在分裂的狀況，並且花了半個世紀以上的時間大動干戈防堵任何毛頭小子會突然竄出來再度高呼什麼解放人權、自由無價等等的誑語。而事實上，這些所謂的『保守』，實際上更好的定義應該是『防禦』，我這麼認為。
這『防禦』的內容可多了。我們不妨想想整個歐洲歷史的發展。從十五世紀文藝復興開始，歐洲從黑暗時代的烏雲中爬出來，仰天長嘯；一堆有錢有閒的人抱著聖經讀希臘時代的典籍，乘著船遊歷四方，趁著印刷術的興起胡亂寫書，上到天文地理人體構造，下到每日買賣交易款項，對文字的熱誠大概到了一個高峰。早上忙著提筆，晚上放下筆則飽暖思淫慾，歐洲的嘯聲其實就是人口的一個激盪，雖然黑死病的陰影還沒褪去；但是人口沒擴張的太快，古早歷史學家的結論卻還沒有因此被推翻：貧富差距被拉大了，每個歐洲地區到了十五世紀，都開始了財富累積與集中的問題，隨著商業的緩慢興起，人口慢慢的從農村往城市聚集，無產階級開始伴隨著新中產階級的崛起遊蕩在歷史的腳底下，並隨著城市的壯大開始累積它的力量。
整個十五世紀開始的歷史，外觀上我們坊間的認知其實只代表著一點皮毛，國際、外交、戰爭、人文，勉強的才藉由某些命運坎坷的偉大人物的一生，窺見這段歷史所醞釀的威力：貧窮，例如馬克思。貧窮的力量無遠弗屆，它是地理大發現的潛在力量（否則哪來那麼多水手跟著哥倫布那種思想有問題的人往連地圖上都沒畫的海域前進？），它帶來了殖民運動，它也是法國大革命的手腳，它更是工業革命的代表。另一群可能沒有正視這股威力的人們，則是慢慢地往這些無產階級灌注其他的慢性壯陽藥。啟蒙運動過去了，人們對自己的存在與能力感到更多的自信；緊接著是自由思潮也啟動了；1789年國富論出版，財富的意義與遙遠的彼端漸行漸遠，經濟發展讓民族國家、新興中產階級與大城市的命運緊緊的聯繫在一起。這群人可能花一輩子思考著人生的意義，可能花一輩子搞一種叫科學的東西，也可能花一輩子的時間研究如何讓人類生活更好，但是重要的是他們的共通性就是財富累積，他們放下了聖經與十字架，空出來的眼睛與手是用來享受藝術與美好事物的，他們追求物質生活的昇華，他們聚集在首都，互相的用房屋與衣飾比較著文明程度。
這些才是我們俯拾即是的歷史。而他們的命運與貧窮緊緊的連在一起：他們的物質生活是靠貧窮的力量所維持著的；但是他們恐懼貧窮，他們厭惡貧窮，財富越累積，貧窮的擴張就越加讓他們不是滋味。於是他們展開了一連串的『防禦』，企圖抵抗貧窮的侵略。
這場戰爭發生在整個歐洲，對少數像馬克思這些人所象徵的【搶救貧窮大作戰】，大多數人所進行的則是【搶救財富大作戰】，他們的武器與他們的作戰方針並不一致：他們企圖將他們拋棄聖經與十字架、擁向物質生活的行為作自我的倫理安慰，他們企圖解釋人的差異，並不是遠洋航行在外，看見的那些其他膚色的人與自己的差異，而是在自己所居住的城市裡、與那些無產階級比鄰而居的財富差距，他們想讓自己對身邊的貧窮不屑一顧、與自己口中所說的文明作合理的結合；簡而言之，他們是在鑽牛角尖，花錢花的不耐煩。因為他們的武器，是啟蒙思想、浪漫主義與自由經濟；這無異於飲鴆止渴。
【搶救財富大作戰】開闢了兩個大戰場：政治經濟學與自然科學。投入這兩個戰場的勇士們可能究其一生都未必知道打這一仗的目的，而徹徹底底的融入在這場戰役的殺戮氣氛中。
＊ 政治經濟學：剝削貧窮
＊ 自然科學：貧窮是自然的真理；終究有些人餓死路邊是「死好」（台語）
經過一點修飾，比較見的了檯面的說法變成這樣：
＊ 政治經濟學：如何累積財富與合理分配
＊ 自然科學：探討宇宙萬物的真理
整個十五到十七世紀的科學發展，可以說都是在累積一種能量，他們的原動力其實就是在滿足希臘哲人所沒有完成的事情：觀察，再觀察，然後解釋。整個動作其實一開始只是有錢人的解悶活動，直到牛頓的大震撼，讓更多的人像布豐（Comte de Buffon）一樣進入這個領域。當時所謂的戰場其實並沒有真的開打；各地的有錢人都在一陣熱潮過去之後，檢討自己身邊的世界。英國本土開始一連串的政治改革，美國鬧獨立，俄國農奴制度建立，正視錢財的法國、普魯士與奧國在普奧戰爭中搞的一塌糊塗。歐洲的船隻航遍全球，累積著天文、地理、生物、與人類的資料，滿載而歸的運往歐洲大陸。而不少人還有那種閒功夫去整理這些資料。牛頓在天文物理的成就不在話下，休頓（James Hutton）代表的是地質學的起步，將龐大的地質資料作了劃時代成就的解釋；賴爾（Charles Lyell）的分類學的成就非凡，但是實際上他卻是當時生物地理龐大的資料整理工作中的一部分。
而自然科學方面大戰場實質的前身便出現在十八世紀的法國。路易十五與路易十六顯然並沒有窮兵黷武的浪費錢在普奧戰爭和支持美國獨立，法國國家科學院（French Academy of Science）在當時是歐洲科學的大重鎮，並出了兩個重要的人物：拉瓦節（Antoine Lavoisier）與布豐。前者研究人類呼吸與化學元素『氧』的定義，而似乎也是戰場中唯一真的死於貧窮的反撲的人；布豐致力於博物學，死於法國大革命的前一年，提攜出自然科學大戰場上的猛將：拉馬克（Jean Baptise de Lamarck）。
拉馬克綜合了地質學與分類學等等的資料，在1800到1815年間吵鬧的跨世紀中丟下這個引爆整個戰場的大炸彈：演化論。我姑且省略更多當時提及演化論的角色，雖然想深究演化論，省略這些人非常對不起他們，不過不可置疑的是拉馬克的生物演化論所引發的爭論的確很吵，而他的重要性在後來為反抗達爾文主義（？）所出現的叫『新拉馬克主義』（？？）這個名詞而更被凸顯出來。休頓在十七世紀之末所建立的地質學「均變論」，說明地球的地質現象緩慢而持續的變異，被拉馬克繼承並引用到生物的演化上去。拉馬克被我們認為是達爾文的綠葉的理論【用進廢退說】實則是用來解釋拉馬克討論生物隨著地質與生活環境變化時的變異動力的理論；我們不妨想想其實當時根本沒有所謂的遺傳概念，達爾文亦同，而達爾文也想當然爾的在一個程度上努力的迴避這個議題。不過拉馬克真正有影響力的當然不在這裡，而是原本「均變說」的內涵：自然的運行平和與有規律。這裡討論的規律成了大家議論的焦點，因為拉馬克這樣一扯，生物的變異、物種的形成與人類的出現，都與這規律扯上了關係，這不是講過就算了的小事情，事關神聖造物主的地位與萬物之靈人類的尊嚴，必也正名乎。
法國後來成立的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Natur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在拿破崙帝制、後繼的保守國際和路易˙拿破崙的帝制相繼主宰下成了戰場的一方，傾盡全力的壓制這個由己所出的猛將；而戰場就像名著＜雙城記＞的法國大革命一般，很快的影響到對岸安靜的英國。包括達爾文的家族，與英國的博物學家與哲學家們，相繼衝進戰場。
戰場一方比較引我興趣的是足球明星……不是，是解剖學家歐文（Richard Owen），理由只有因為他在1840年間創造了恐龍／Dinosaurs一詞，定義當時所發現的巨大生物化石（當然不只這樣啦……）。這個小事件代表了很多當代現象：發現，很多發現，解釋發現，然後炸包。William Coleman在我的重要文獻＜十九世紀的生物學與人學／Biolog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中說了一句話：『對地質學家來說，化石紀錄是一筆巨大的財富；而對生物學家來說，化石紀錄帶來的問題比解決的更多。』抱持著傳統像聖經、＜創世紀＞的神學觀點，完全無法合理的解釋像恐龍這種化石的存在。而不只是這種例子，生物地理的發現，從賴爾的分類學中已經察覺難以計量的生物多樣性，都很難用保守的神學觀點去論述。歐文在1830年投入戰場，大加伐韃支持拉馬克遞變論、達爾文年輕時代的大學教師之一格蘭特（R. E. Grant），結果也在正視這些問題後，悄悄退出戰場。但是歐文用化石證據，留下了達爾文演化論日後最大的對手：跳躍遞變論，也就是認為生物的變異是突然與巨大的，而非達爾文與拉馬克參考『均變說』而認為生物變異是緩慢連續的論點。
格蘭特則因此在英國學界從高樓跌的身敗名裂，給了達爾文一個身體力行的教導。
戰場的另一邊出現的是鐵路工程師與形而上學家史賓賽（Herbert Spencer），一個比達爾文出書還早就預示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高手。史賓賽將理論科學的演繹法推理，帶到社會研究的研究方法上；他也可能算是個人主義的先趨，身為社會研究領域和孔德（Auguste Comte）齊名的史賓賽，同時的介入政治經濟學這另一個戰場，強調個體在社會構成的重要性，其論點提供了自由經濟主義不少必要的基礎；在1851年他出版的＜Social Statics＞書中，強調個人對社會變遷的適應，與自由經濟的關係可以說明。
提到史賓賽與孔德，我們並沒有離題。這兩人、尤其是史賓賽，都相當的注重演化論的發展。史賓賽相信『社會的演化』與生物的演化無異，所以相當的鼓勵當時英國的演化論研究，認為這些研究的成果可以相當的改變人類對社會的認知。而他在對社會演化的論述中，甚至比達爾文更早提出【適應】一字，以用來述說個人對社會的關係。
我們是否失焦了？討論著自然科學的戰場時，一邊是明顯的反抗著演化論的神學家與博物學家，另一邊出現的不是與之相抗衡的博物學家，而是形而上學家……？考據一些文獻，使我相信當時的英國，都不可避免的像達爾文一般眼見格蘭特的經驗還不自知；演化論的支持者，只要是博物學家圈內人，都只好蟄伏著小心翼翼的行事不敢張揚。對方的炮火雖然猛烈，但是立據的論點根本毫無可畏之處；真正的大問題，是自己這一方的主力尚未出現，也就是演化論可以說服人的中心論點還遲遲無法問世。我簡單的評估當代對演化論闡述的困難，就在於即使是任何博物學家，都可以在足夠的資料收集後打心裡承認演化存在的事實，但是有諸多的因素，包括像拉馬克那樣在解釋生物變異的機制時發生的嚴重錯誤，使人裹足不前；而毫無遺傳學觀念的當時，想解釋這個機制也是不可能的。達爾文＜物種演化＞的偉大之處，就在於他完全的躲開了這個盲點，用簡單的【適應】與【競爭】兩個字，以及以龐大的資料證據作冗長的論述，一套暫時不討論這機制卻又完美的演化理論出現了。戰場的另一方，主力艦富麗堂皇的出航了。
但是戰場卻在此時才真的熱絡起來，直到今天。我們不禁要問一問為什麼。史賓賽在這論戰中的地位，暗示著一些重要的訊息。
史賓賽對整體科學的認知，使他相信社會學是建立在生物學的基礎之上的；用生物學的研究解釋人的特性，也就等於解釋了社會型態變遷的基礎。這論點當然的點出了一個簡單的想法：如果研究一群老鼠的行為與互動，就可以拿來探討人類社會，這對人性的尊嚴是何等侮辱！這種想法，讓當代『唯物觀』這個大帽子，就像手榴彈一樣讓反對演化論的陣營可以輕而易舉的拋向對方，炸的像格蘭特一樣吃不完兜著走。但是這想法我已經不想管了。想想在另一邊的政治經濟學戰場上，史賓賽所支持的自由經濟主義的大對手：馬克思，幾乎是在孤軍奮戰下創造了社會主義，試圖喚醒歐洲普遍的貧窮，掌握自己所擁有的力量向市場這個怪物展開反撲。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唯物史觀，人盡皆知。
這是一個有趣的事實：同樣對社會的認知抱持著『演化』觀點的兩人，在政治經濟學裡頭卻分處不同的陣營；而這反映了我對＜十九世紀的生物學與人學＞中一句話的疑惑：「……因此史賓賽的社會變遷的觀念是進化的，而不是革新的，並成為保守政治哲學的一部分。」而這句話，顯然的是敘述著之後將近二十世紀時所發生的社會理論的變化。我們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前夕，帝國主義面臨瓶頸，自由經濟主義則在大戰結束後也被經濟大蕭條重重的捶了一下，而即使社會達爾文主義也跟著被第二次世界大戰給清理的快差不多了，但緊接著的是社會主義在將近一世紀的蟄伏後首次登上檯面，他們強調著對社會與經濟的計劃性改革，強調國家對市場經濟以及對社會秩序的重要性等等……在戰後的所謂左右派爭鬥中，社會主義是保守派的，他們對社會的觀點倒是蠻符合書中剛剛那句話的上一句：「史賓賽利用自己對社會的分析，來描述社會中發生任意或突然的大規模變化所固有的危險。」
這或許可以用來解釋我所謂的新開始。不論孔德的實證科學、馬克思的思想、以及所有在十九世紀中間發生的變化是多少的偶然所累積，或是多麼的毫不相關，在討論達爾文＜物種原始＞所建立的演化論的影響時，推翻神學、打擊人性尊嚴、唯物論與唯心論的抗衡等等的說法我覺得都才是失焦：從＜物種原始＞一出版，讓演化論得以在自然科學的戰場上發出那第一聲炮響時，唯物論就已經勝利了，不需要再花更多的時間去與它糾纏；因為剩下的都只是贅述，工業革命早就起步了，國家主義帶動民族主義早就預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我們還需要花精力研究神的旨意，或是探討更多的哲學或是人性去解釋貧窮嗎？為了國家的財力乃至軍力，不需要了，真正重要的是既然貧窮就像是慣性定律一樣的理所當然，眼前最重要的是如何利用貧窮，來為國家創造更多的財富？剝削是合理的，只是什麼方法的問題而已。
美國與德意志帝國，相繼的採用社會達爾文主義，國力在短短幾十年內膨脹到與傳統的列強英、法、俄、奧等並駕齊驅。年代算一算，就彷彿是這些新興國家早就等著演化論的成型，趕緊抓過來使用一般。
＜物種原始＞開啟了一個新時代，在這個時代中，不論你贊成或反對演化論，你都被他主宰著。或者說，這個新時代需要演化論，而演化論在十九世紀中期，正等待著有人寫出＜物種原始＞這本書。華萊士遠在東南亞，幫我們煙薰鼠洞，薰出了達爾文這個戰戰兢兢的博物學家。
從廣泛的歷史事件與狀況來讓我的議題起跑，並不是我之前一章所特有的手段；相反的，我的主題是演化論，一個百年來被數萬人採過的豆子，我的手段自然希望能有所不同。我給自己的目標太大了，以至於我很容易在每一章中間，對於一般人會希望在那個標題底下看到的議題匆匆帶過；我並沒有在前一章裡討論達爾文的生平，而且我連他的理論一丁點兒都沒有介紹；也正如我該章中間的解釋，我刻意忽略了一大堆當代對演化論持不同意見的又細膩深刻的理論。
我在接到下一章、一個標題上幾乎和之前的內容、乃至於演化論，看起來都毫無關係的說書之前，在這裡承先啟後的說明一點：『演化論對人類的影響』這個問題的解答，已經遠遠的超越了『科學影響人類社會』這麼個籠統的說法了；一如前一章所說，一個歷史的演進，已經迫切的對演化論以及它背後所代表的涵義大聲求援，而等待著一本類似＜物種原始＞這樣的著作讓它站的住腳，即使只是短暫的。歷史事件告訴我們『達爾文主義』的演化論思想並不是短暫的。即使是達爾文還在世時，【適應】與【競爭】兩個字已經被整個歐美所曲解濫用到連達爾文都後悔莫及的程度；因為那是一種需求，一個個因為工業革命而被高度貧窮化的社會引頸期盼的說法，讓『資本家』與『國家』這些新興的社會內容物可以宰制貧窮，建立以剝削為最終目的的市場經濟，讓貧窮人自甘墮落的進入生活慘無人道的工廠工作，滿足壟斷生產工具的資本家與國家的物質生活。
這整段話我完全的採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其實還可以有不同的詮釋法。但是結論是不變的。
工業革命，將是下一章一個模糊的主軸。1859年畫下一條線，之後代表的是時間軸上的每個國家、民族或社會，對演化論的反應，將完全的體現在他們於歷史洪流中的紀錄。
1860年，俄國勢力抵達海參葳。
1861年，義大利王國成立。美國南北戰爭開始。
1863年，丹麥戰爭爆發。
1866年，普奧戰爭爆發。
1867年，北德意志聯邦與奧匈帝國成立。日本明治維新開始。
1870年，普法戰爭爆發。
1876年，中日朝鮮戰爭爆發。
1877年，俄土戰爭爆發。
1879年，英俄阿富汗戰爭爆發。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
1898年，美西戰爭爆發。
1905年，摩洛哥危機爆發。日俄戰爭爆發。
1908年，土耳其革命，波士尼亞危機爆發。
1909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機爆發。
1911年，義土戰爭爆發。
1912年，兩次巴爾幹戰爭。
王道還在【演化生物學】課堂中說：「拉馬克也是個了不起的人：他可以把當代等於是常識的觀念變成一個新穎的學說。」這意味著，不需要等到1859，其實遠在拉馬克橫行的世紀之交，歐洲社會已經不是那麼難接受演化什麼的東西了。
只要我們爽，這個時間軸可以繼續往前推。
這是中學自然科學課本中的一個大bug，分別在兩個章段中討論演化論的成型，與生命的起源兩個問題。它造成一個假設：人們在還不相信演化論的時候，就已經在尋找生命的起源。這個假設其實並沒有錯；只要我們把『演化論』嚴格的定義一下的話。
要定義『演化論』，尤其是要定義『達爾文演化論』的話，那是找死。不幹。
現在，我們一定要特別的注意：至少我們從布豐這個人開始說起，十八世紀的法國已經在醞釀一場大論戰，血腥的程度不下於後來演化論的戰鬥：生命的構成。相較於探討生物變異（variation）與轉型（transformation）的上天下海的那些博物學家，傾盡全球的資訊來為戰場補充炮火，在生命的構成這邊也有一個小小的彈藥庫：胚胎。早在科學還是消遣活動的文藝復興時代，發育，已經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吸引許多的科學家從事不同的觀察與企圖解釋這『越來越大』的驚奇。
布豐走過了那個預成論（Preformation）與漸成說的論戰。直觀上比較站不住腳的漸成說，傳承了笛卡兒（Rene Descartes）的自然哲學：機械／精神二元論（是不是他自己說的我還不知道……），創造了所謂的『活力（vital force）』用來解釋生殖細胞型態發育的力量與本質、漸成說最大的一個問題。推翻了預成論，當代的科學家必須發展出一套特殊的理論來建構從一個單細胞變成像人類這麼般個體，中間過程的圖像。
沒錯，連最根本的問題：技術，光學顯微鏡都要等到1830年才能解決色相差的問題。活力，簡單來說，只是個胡謅，比演化論還沒有觀察上的根據。不過既然技術的問題是無法深究的，我們姑且坐下來等等，看看活力論可以胡謅出什麼玩意兒。
想要探討生命，光坐在那邊直盯著看不清楚的顯微鏡也不是辦法。與布豐同期的拉瓦節，用實驗技術證明了下面幾點：
˙燃燒與空氣中成分的關係
˙燃燒的來源是氧，與呼吸作用提供熱能來源相同
˙包括氧元素，碳、氫、與氮元素都是有機化合物的成分
這些理論直接的引出兩件事情：
˙人們意識到動物呼吸遵守能量守恆原理
˙動物體熱能來自燃燒
我們在國中實驗課中用的冰量熱器，正是拉瓦節的作品。但是我們大概很少人知道，自從冰量熱器被發明後，最刺激的實驗並不是像國中那樣冰的熱的唏哩呼嚕丟進去那樣，而是放動物進去，測量動物體『燃燒』所釋放的能量。他們的目標有兩個：一，動物可燃物的來源，後來便是生物化學與營養科學的開端；二，找出生物體『燃燒』的地方，也就是生理學。
我們或許會這樣認為：很好啊！雖然方法聽起來有點蠢，但是他們已經嘗試著去尋找了。問題很好，然後是實驗技術的發展，相輔相成。
一點關係都沒有。
1838年，許來登（Matthias Jacob Schleiden）與許旺（Theodor Schwann）兩位德國科學家，在縝密的顯微觀察下提出了細胞理論：
˙動物與植物的細胞，具有相同的發生原因
˙是故，細胞是生物體結構的基本單位
˙細胞是生物體功能的所在
這個理論在當時是一個異調，因為當時的傳統思想是這樣的：
˙世界根據笛卡兒的自然哲學，分成精神與機械兩面
˙生物構成與活動的力量，來自精神層面的『活力』
˙血液是生命最重要的『器官』，是生物體功能的所在
不論如何，『活力』，既然是胡謅，就是各說各話。
貝爾賽柳斯（Jons Jacob Berzelius，指出完全屬於分子作用的發酵行為，並首次提出『催化』的觀念）：有機體型態的產生，是活力主要的作用場所。
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有機分析與生理化學的大師）：活力是一種特殊的力，因為它呈現出的現象，在其他的已知力中都沒有發現。
李比希是活力論的衛道者，他大加伐韃細胞理論，認為這是將「活力的現象灌注到純粹的化學反應裡」。李希比甚至認為小到個體的胚胎發育，大到生物的轉型，都是這種活力在主宰著的生物現象。
這意味著觀於活力的這些胡謅，其實背後有一個很大的目的：用一個統一的力量來解釋所有的生命現象，從發育、到演化。這才是自然哲學推動著十九世紀的生物學真正的內涵。
了解這個內涵，我們才可以理解1859年到1866年在法國的布謝vs巴斯德大論戰，究竟是在吵什麼。布謝（Felix Pouchet）身為法國國家科學院傳承布豐傳統的自然哲學家，倡導『自然生源說（spontaneous generation）』，認為只要提供了由生命死亡後留下的活力，就可以讓沒有生命的元素構成新的生命。巴斯德（Louis Pasteur）是公認研究發酵作用的大科學家；在同樣的自然哲學下，他認為唯有解釋生命的起源，才可以獲得足夠的理論基礎去解釋生命的現象。經過酒精發酵作用的廣泛研究與有機化學的分析，巴斯德鄭重的反對自然生源說，用一連串的實驗推翻了支持自然生源說的實驗。
兩人在法國，傳承著同一套的自然哲學展開論戰。我在一開始閱讀John Farley與Gerald L. Geison的文章時，並沒有釐清這一點，結果在既有的想法下陷入困境，總覺得兩個人講的是活力論什麼一樣的事情，到底在吵什麼？之後我得到的結論就是：的確沒有在吵什麼。同樣的爭辯在該篇文章說明的很清楚，早早源自拿破崙時代就開始了，當時的博物學大家居葉維（George Cuvier）在拿破崙的力挺下強調著正面的、簡單的科學，與神學的結合，而反對比較進步的演變論、自然生源論等等。同樣的，巴斯德接下了居葉維的身分，在路易˙拿破崙的光環下主宰著當代法國的科學主流論調。這主流論調主流到什麼程度？即使是對面陣營的布謝，其論點也不會跳出太多；布謝也是有神論的自然哲學家，他力倡著不會與保守的神學說衝突的自然哲學，企圖調和從啟蒙思想以來科學與傳統處於對立的激突。
這意味著，法國的科學思想，跟著他們國家政局的保守態勢繼續沒有長進。即使在拿破崙對科學的提倡下，化學、物理與天文都獲得長足的進步，我要說這種思想的故步自封已經預示了歷史的腳步。
舉巴斯德為例子。他希望能從酵母菌分辨鏡像異購物（asymmetry）的能力，解釋一種可以完全將生命與非生命區隔開來的活力。當時歐洲已經出現了貝爾賽柳斯的催化──一種分子之間的作用力──的觀念，巴斯德卻不承認酒精的發酵作用和催化作用扯的上關係。摘自John Farley與Gerald L. Geison的文章中說：「巴斯德將鏡像異構與自然生命的關係緊緊的連結起來，並否認非鏡像異構（symmetry）的自然現象（例如尿素）可以和生命扯上什麼關係。對他而言，非鏡像異構物應該被視為排泄物（excretions）而非分泌物（secretions）。」（個人鳥鳥的翻譯）很明顯的，巴斯德這個觀點所要抨擊的對象，並非布謝，而是烏勒（Friedrich Wohler）。烏勒在1828年宣佈在實驗室合成了尿素。這件事情在當時等於是打破了人們對生命、乃至於活力的存在，定義在有機化合物的觀念。法國的科學家，包括貝爾賽柳斯、李比希、以及巴斯德，都顯然的在這事件之後繼續的修正與擁抱活力論。
幾乎緊接在巴斯德與布謝的論戰之後，新的科學突破再次出現在同樣承繼著自然哲學的思維，卻走上不同道路的德國：海克爾（Ernst Haeckel）的重演論，於1866年提出。
『個體的發育史，就是種系發生的簡單、快速的重演。』（Ontogeny recapitulates phylogeny）是海克爾簡單的論點。不論真偽對錯，這個論點在1866年提出的時候，它有幾個重要的奠基點：
˙ 這個論點在一開始就受到廣泛的重視；而對當時人來說，這個論點也得到了龐大生物發育史的觀察資料給予支持。
˙ 這個論點直接指示著：物種有一個共祖。這個論點也是當時捍衛達爾文演化論的一派思想。
˙ 海克爾這個想法，直接的承繼了細胞理論對細胞的解釋、與自然哲學『各種自然力都相同』的中心思想。
我們必須先再注意一個事實：重演說也不是這樣跳出來的新想法。重演說等於是當時的一派學術界的煙霧，各個生物學領域都或多或少的提及它，不論大眾或是有力人士是怎麼抨擊它的。德國的馮˙貝爾（Karl Ernst von Baer）是十九世紀早期的胚胎學大家，也是繼承著十八世紀進步的胚胎發育研究的集大成者，他非常反對重演說的觀念。馮˙貝爾與前面提到的巴斯德等人都無庸置疑的是活力論的衛道者。
我在廣泛的閱讀之後，感覺到在歷史上德國正在邁向統一道路之時，一道無形的界線已經劃開了曾經主宰著科學進展的法國與另一邊的德國。法國是在保守政體下主持的活力論思想主導著科學的研究，而德國則是承繼了自然哲學『一統天下的規律』想法在出發。我們再回頭，同樣是德國人，許旺與許來登的細胞理論中完全的沒有活力論的想法在裡面；而他們理論的年代也早了數十年。
沒錯，科學的進步有他一貫的核心道路：見到的才是真的；不過在求知的路上，我們還是看到了截然不同的狀況：十八世紀開始的生物學，基本上是被當時的思想給拖著走的。人們觀察得到的資料，都是用來解釋當時他們所想要證明的想法；一個新想法並不是突然的觀察到什麼新奇的東西才被提出，新想法事實上常常是被大量的資料累積出來的，然後科學界再分成正反兩方，繼續的蒐集資料去為之辯駁。伴隨著民族主義的盛興，這種思想的分野逐漸的從單純的門派，轉變成國與國之間的較勁。1866年海克爾的重演論，把德國的胚胎學從法國的自然哲學中拔了出來，他們想著一樣的事情，但是還是同床異夢，距離正在拉大。
從海克爾的重演論，我們可以看見當時胚胎學家的抱負：觀察胚胎的形成與發育，解釋的不只是發育，它同時可以解釋生命的規律、生命的演化，也就是解釋生命本身。有許多人繼續的吞食新想法，不過在怎麼消化，那些人的成就還是脫不了這個範疇。
魯（Wilhelm Roux）傳承了不少前人的思想結晶：
˙ 海克爾的機械論自然哲學
˙ 正在當時悄悄萌芽的實驗胚胎學
這些人包括了海克爾、施瓦爾貝（Albert Schwalbe 生理學家）、普雷爾（Wilhelm Preyer 化學胚胎生理學）與希斯（Wilhelm
His 胚胎運動）等等。我們可以很簡單的用幾個關鍵字連結他們本質上或多或少有所差異的思想：物理與化學。這正是整個德國一直在想的事情，從烏勒開始，整個德國科學界就已經不停的在挑戰活力論，企圖在自然哲學一統天下的野心中找到他們國家新的立足點。魯的革命完成了這件事情。鑲嵌理論（Mosaic
model）是由魯所推動的實驗胚胎學的起步，雖然幾乎是在一開始，它就被大對手德里斯（Hans Driesch）狠狠的用同樣的實驗胚胎學給捅了一刀。但是德里斯的實驗雖然也是不容否置，這個被視為活力論最後反撲的實驗，還是等於一個伴隨著鑲嵌理論的推手，推動著由魯親手所展開的科學革命：Entwichlungsmechanik，譯為發育力學。好譯名。整個運動快速的擴展到德國各處的科學中心，大家終於理解到，物理與化學如何主宰著生命，我們又可以從現今的物理化學發展尋找路徑去觀察它，也就是如何增進實驗方法。這是個全新的方法，而且可以伴隨著正在快速膨脹的物理化學的科學發展而讓自己的視野更加無遠弗屆。
'從自然哲學，到發育力學，我們說思想推著科學走；機械唯物論，和達爾文演化論，也都可以算成這個推手的一部分。我認為這個現象最重要的背景，就是工業革命。工業革命的闡述很難，但是我現在可以很肯定的下這個定論：工業革命之所以很難闡述，是因為工業革命不是一個整體的現象，一如民主政體、資本主義等等社會現象也是難以一言以蔽之的東西，他們都有不同的形式、不同的長相，去與不同的國家社會結合成不同的面貌；經濟學家、社會學家與政治學家或許很努力過想要找出一點共通性，讓我們可以簡單的定義這些現象。工業革命，我就把它視為下列的結合：
˙ 經濟體
˙ 科技
˙ 思想
而在其中，可能思想所佔的地位，還要大於經濟體；我們已經幾乎把科技與思想比出個高下了。思想是社會與國家的箭頭，其力量遠遠超過了現在所謂的憲法。思想之間也會互相戰爭，並且各自在自己的門派間建立不同的制度與內容，以及吸納別的因素去強化自己的地位；一旦有一天，國家被吸納進去了，國家的命運也就被這些思想所主宰了，從科技的發展、到國家的經濟體、政治體、工業革命的型態，最後就是戰場上，國家代替思想去作戰，一分高下。拿破崙已經試圖做過這樣的事，而法國也因此在大陸上輝煌過；德意志帝國接下了這個腳步，整個國家的工業化在統一之後突飛猛進，它的推手，不外乎社會達爾文主義與機械唯物論；整個國家就像鐵血宰相俾斯麥的名言一樣，沒有神秘、天馬行空的活力論在作祟，也沒有自然哲學慢條斯理的抽絲剝繭研究宇宙萬物的方法，自然、乃到社會的規律，就是鐵與血，物理與化學。
三、 減數分裂：遺傳學與生理學
四、 地下室的模型
五、 回歸演化論
˙Reference
G. Basalla, W. coleman; Biolog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G. Basalla, W. coleman; Life Scien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Lois N. Magner; A History of the Life Sciences [secone edition] (Marcel Dekker)
Farley, John and Gerald Geison, "Science, Politics and Spontaneous Gener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The Pasteur-Pouchet Debate,"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48 (1974): 161-198
杜美; 德國文化史 (楊智叢刊)
羅凡, 馮棠, 孟華; 法國文化史 (亞太圖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