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earning by doing 台灣製造活動的技術基礎
→ 螞蟻雄兵式工業
Approches:
（a）技術的來源
（b）技術能力的根源
（c）技術知識的內容
（d）技術發展的社會基礎或社會條件
（e）在全球分工中的位置或角色
（f）技術對社會的影響
（g）技術人的特性
（h）產業組織的特色
（i）台灣的競爭力
Case: 台灣電腦工業(1987)
MCA vs EISA 匯流排大會戰 → 搖著屁股在夾縫中求生存的台灣
Question: 1. 政府的角色; 2. 技術能力的根源?
→ Learning by doing 台灣製造活動的技術基礎
→ 螞蟻雄兵式工業
Question: 3. 社會根源的背景
Case: 黑珍珠蓮霧 - 看不見的技術
刻銘在身體與整體性的技術活動
技術的分類學: (台灣技術能力的展現在哪裡? What is "learning by doing?")
˙Scientific concept
愛迪生使用焦耳定律
˙Facit dnowledge embodied skill
子彈口徑的彈道學
˙Engineering knowledge
?????
˙Problematic data
黑珍珠的親手栽種 Ex. 1977颱風後的新病蟲害問題; 土質問題
揚弘任：如果黑珍珠的經驗可以用一本書帶到大陸去的話，今天台灣就不會這麼了不起了。
公共衛生是我對這本書的探討目標。正視公共衛生這個議題,我們可以界定公共衛生是一個知識與技術、政治與公眾運作等的複雜結合。
簡言之,公共衛生是指為維持大眾健康與生活品質,而結合科學知識、技術、經濟資源的組織化系統並加以政治力運作。台灣長年受肝病變之苦,這個現象推移到公共衛生的角度,便同時牽涉到了以上的各個因素,從這本書正視這段歷史,也可以讓我們一窺這些因素的互動,是否透漏一些事情給我們。
民國60年代,台灣以兩個不同學術氣氛背景的研究單位：臺大醫院與榮總,分別在病理領域的宋瑞樓與消化道內科的羅光瑞兩人踏上肝炎研究的領域,而直接的對手就是美國的畢思里與後來經台大與榮總轉入長庚的廖運範。所有的研究到結果,經常的內容會是『只可惜…』：
澳洲抗原篩檢-雙向免疫擴散分析中出現e抗原抗體沉澱線 -p.25
疫苗注射對垂直感染的預防統計 -p.112
B型肝炎病程機制三期圖表的國際榮譽 -p.162
黃麴毒素與肝癌關係 -p.266
對於科學學術研究的部分,吸引我的注意的是本書在開始幾章都在介紹台灣本土的科學家的早期背景,可是在進入正式研究的路上時立刻就被插進來的畢思里搶掉主要的成果部分文章,在【畢思里旋風】的一章,看到的是從建立於B型肝炎的基礎研究的結果上,畢思里以一半外來者的身分著手了最主要、也是最快,或是我們事後論英雄的方式,最正確的方式在台灣尋找合作對象推行臨床檢驗的統計,結果在之前介紹的宋和羅皆沒有合作,而是謝豐舟與陳建仁兩人先後與畢思里研究B型肝炎免疫球蛋白疫苗試驗與肝炎致癌等的重要進程。
除去其他的進展,文章到70年代的陳定信與國科會（田蔚城-陽明）同時開始發展分子生物學的學習,也提到另外兩團隊的進步【臨床三分天下/神農坡上的春天】；而跳到【新生代接棒】之後的數章,可以觀察到本土的研究不論在背後支持、器材、遠見目標的掌握與研究規劃,都達到逐漸立足全世界的腳步。
如果正視台灣這一段研究發展的歷程,我們就可以發現在國際的學術界中,一種所謂的「流行」其實亦然存在,以及在科學學術界仍然必須科學家共同面對的一種規範。文中提到許多研究中與重要的議題擦過的事件,我們其實可以注意當時世界的生物研究潮流已經是免疫科學了,相形之下,台灣的研究,基本上仍然是以病理或醫學的角度與目標在作研究,想當然爾即使是宋瑞樓這樣的大師,也會與研究的寶庫擦肩而過,這也證明了一件事,也是科學社群共同的問題,就是大自然的問題永遠存在,只是問號是由人打上的,對於『其他的科學家』而言,有些問題其實不是問題。
而公共衛生其實本身就是一個以科學為立基的一件事,另外一方面科學對公共衛生的貢獻卻是十分有限。（？！）這是一個弔詭,起因就在於公衛的性質與許多科學所要解決的問題比起來要廣泛太多了,所以科學界若無法與其他資源配合,科學對公衛的支持永遠只能在touch的階段。可是就以台灣為例子,所有與肝炎研究的單位都是醫學機構的附屬,我們可以發現倘若科學投注在公衛上時,以公衛為基本面的考量,此時他才能成功的配合到這些資源,例如畢思里在公衛基本面了考量就與當時台灣學術就有所偏差,才會一醫師去台大與榮總的協助；但是這些資源又會回過頭限制這些科學的視野,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上述的科學社群問題,而使投入公衛的科學活動看起來有點像技術活動。
我們可以說在民國50年代的台灣科學的研究,是立基於醫學技術的固有成果下,多為臨床結果。從客觀分析在對於B型肝炎的公共衛生上技術層面的起步,我認為是從開始兩公司競爭台灣的血漿疫苗進口施打的糾紛與談判開始的【默克vs巴斯德】,因為我既已強調公共衛生的技術層面,所以我的『技術』已經侷限於對疫苗的研究與生產及相關週邊技術的部分。
榮總羅光瑞與畢思里的團隊都在角逐施打疫苗的評估成果,加上兩公司的競逐與其他因素,而最後由畢思里取得發表（1983）；同時,政府方面由於取得李國鼎的支持,開始政策支援,民國七十二年的科學技術發展方案納入了肝炎防治。計劃中視一面開始施打進口疫苗防治工作,一面進行疫苗生產的技術轉移,後者再談判中成功的自巴斯德取得合約。民國七十三年,台灣成立半國營半民營的保生公司,目標是高科技疫苗生產,由工程師出生的曲滋綱擔任總經理,在他的統籌下,工廠興建與人員駐法培訓的計劃同時起步,也在同時就緒；但是1985成立之後,卻發現技術研究的血原料有問題而陷入不足,而拖了兩年才得到血漿疫苗製售許可,期間曲已病逝。書中明指公司的失敗在於單一產品,也指責到了政治對於保生公司運作的阻力。1988年,保生開始與默克藥廠討論技術轉移基因疫苗的是,但是因為規格與巴斯德原來的技術完全不合,因此此計畫流產,保生公司1992開始由三大藥廠競標分裝以生存,到了1994正式關廠。
【疫苗風波】指出在外國的B型肝炎疫苗成果出來之後,畢思里立刻與默克藥廠計劃在台灣進行四到六歲幼稚園兒童施打血漿疫苗。計劃付諸行動後,很快消息就經由家長到媒體,引發台灣對疫苗的大論戰；而這也就是畢思理會請求李國鼎出面的原因,直接的把政策面也帶進了肝炎防治的行動。事件在民國69年,二月默克藥廠的B型肝炎疫苗獲衛生署核準進行幼兒臨床實驗,同年,愛滋病的消息剛剛傳開,學術界與社會都起了一陣反彈。四月許子秋任命為省衛生署署長,六月李國鼎舉辦一場國際肝炎會議,暫時解決了紛爭,成功推動了疫苗實驗。
民國72年一月,行政院核定B型肝炎預防注射計劃；74年保生公司開工；76年陽明醫學院教授呼籲開放B型肝炎基因工程疫苗進口。直到民國83年保生關廠,保生公司在作者的眼中,除了技術轉移的失敗外,也大量的牽涉到政治與經濟的影響。從新史學的報告中,指出：一、保生公司的國民黨立場使之成為民進黨攻擊的對象；二、愛滋病經血漿疫苗傳染的威脅性,已由外國科學證實威幾乎沒有,但是同時海內外的血漿疫苗早已受到默克基因工程疫苗的市場威脅；三、省衛生處的林克紹身受議員壓力與衛生署的「從一而終」兩面立場威脅。
公共衛生的特殊性在於它是少數直接涉及科學界的一種直接觸及社會民眾的政策活動,尤其在台灣的氣候與地理,公衛的需求本身就很大,去掉B型肝炎,像書中提到的早期寄生蟲,以及最近的登革熱與腸病毒、農藥問題與口蹄疫。這些公共衛生的問題全世界共通的性質,就是層面廣大,變化彈性也大,又涉及到社會因素。
每一項公衛的活動都涉及到以下幾方面：政策的最高指揮系統、技術研發生產單位、支援技術的科學研究單位、基層工作體系和直接標定社群；推比到肝炎防疫上依次是：衛生署/行政院、保生公司、三大醫學研究團隊、地方衛生機關、新生兒與其父母。
政策的最高指揮系統
經濟政策支持 / | \ 經費提撥
技術研發生產單位 -- 學理支持與技術原理研發 -- 支援技術的科學研究單位
產品與實行發放 \ | 指揮 / 資料回輸
基層工作體系
|
直接標定社群
誠如書中對保生的評價,公關在公共衛生的領域中,實扮演極其重要的功能。尤其在民主社會中,我們必須再想像一下上面的圖,我們將技術、科學與基層三者放在一個平面上,將政策架在上面去形成一個立體結構正四面體,則若要將標定社群再連回政策,則標定社群立刻凌駕在所有的因素之上。這也就是為什麼當80年代台灣一面進行民主改革一面進行扶植保生生技時,會遇到這樣大的衝擊,而且結果是保生潰不成軍的原因。
其實我仍然站在以歷史演進的角度去看技術活動發明、發展、創新的本質為資本主義底下之產物。眼見肝炎防治的歷程,我們可以注意到其實公共衛生就是一項龐大的技術活動。這個論點的理由其實很簡單,就是其實公共衛生的運作,就蠻符合資本主義的特色：延續性與擴大性。疫苗一旦施打就沒道理停下來,但是病卻不會減少,每一件事都要天長地久,但是事卻越來越多。如果不如此,資本主義就會崩潰,疾病氾濫就會像經濟大恐慌一樣的波及到每一個人。
我之所以特別注意公共衛生,是因為公共衛生不但本身具有技術活動的特性,而且它還是科學與社會互動的最不明顯卻又最深最近的範例。肝炎聖戰這本書有一半是在敘述肝炎科學研究的成果,與歷程中的一切問題,我們都知道其結果是正面的,相較於在同一個政策之下的技術發展的結果。科學、技術、與政府都必須互相扶持,也有可能變成互相扯後腿,但是最重要的是,在公共衛生的這個肝炎防治事件中,我更加確定這些因子其實並沒有各自代表著什麼東西,政府並不會代表著人民去指揮技術,科學也不會代表著獨立的立場,在他們之中,自己本身存在的矛盾是共同的,科學之中也有辯鬥與爭奪,技術也是各個聲音的大雜燴,政府就更不用說了。他們自己之中不同的聲音,其實就是社會的聲音,他們面對的問題,就是社會的問題,而他們解決問題的方法,則需要社會去選擇。就像之前之所述,科學家人人只能看到自己認為是問題的問題,其實所有的人都一樣,政治者也只看的到政治問題,技術者也只看的到技術問題。我們所能希望的,就是大家除了能夠專心解決自己的問題,同時可以聽聽大家的問題,一起來解決社會的問題。
至少,肝炎聖戰給我們的事實,是科學家解決了大部分他們的問題,政府只有把問題搞大,大到技術者也忘了自己的問題…。
Dinosaurs 2001/04/20
課堂上對於台灣經驗的技術發展例子，我們其實可以達到某種程度的共識：
台灣的技術發展，絕對不是有著良好基礎的invention。
而這帶來的結果，很大程度的和世界現今的走向牽連起來，與台灣相當敏感的歷史問題，從而結合出一個台灣技術特質的圖像。
或許對於解釋上面這個共識的大問題，我個人的答案會比較悲觀：如果整個技術架構根據第一次作業的說法：invention、development和innovation，那麼其實在兩次大戰之後的世界經濟，很大程度的innovation其實都被歐美大廠商的知名品牌所佔據。這個答案的根據會牽涉到政治層面，簡單的來說，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在戰後的經濟發展相當的程度是受到歐美的資本主義所影響，我們可以看見上課的影片中發展中的日韓國家人民對美國文化的嚮往，這種現象出現在民族性相當高的日本韓國也是值得討論的；但是相對來講，許多邁入高開發度的第三世界國家也都有這種過去，更遑論許多上在開發中階段的第三世界國家還正好在這個階段，比如海珊行宮的瑪丹那照片。麥當勞、名牌服飾、NIKE球鞋、NBA籃球文化、滑雪運動、……，在最下游的產銷，基本理念、或者嚴重點的說，整個市場的遊戲規則其實是歐美國家在寫的。任何一個產品若想要進入全球化的市場中，不進入這個遊戲規則其實是不容易推廣市場的。
慢慢的，我們會理解到日本與中國，在電影產業與許多的文化產業進入美國市場，其實背後最大的動作是將自己的文化拿去和這個遊戲規則達成妥協。但是文化作為商品大多是市場開創性的，比較沒有競爭；比起來許多其他的實際商品競爭往往會激烈的多，第三世界國家就很難從最頭端的innovation開始下手進入這個世界。夭折率絕對近乎百分之百。台灣會成衣，所以想進入服裝設計領域和法國大公司對戰？愛說笑。
但是，反過來說法國知名服裝設計公司想要把台灣的成衣工業封死，那更是會笑死人。我們先了解了整個背景，再來看看台灣的狀況。
我的主見是，台灣的技術發展很大的程度是非法推動合法技術。其實我這句話並沒有太大的成見，因為除非對於我下一個看法會抱持某種的政治性意見：台灣在世界上的存在原本就是非法的。我會很同意在台灣許多技術的經濟發展中，政府的角色其實大多是相當間接的，那些某種神話性視野的直接影響，例如什麼預見未來PC產業大前景的鬼話，應該是不太多。
我的看法就是，如果重新定義我所謂的『非法』，其實就不難窺見台灣技術發展的共同本質，從主機板、PC產業、IC產業到蓮霧這麼些不相干的例子。經濟學告訴我們，即使是完全的自由市場，法律的限制作用也有他對自由市場的正面價值，就是減少交易的不確定因素。有了法律，人們就比較容易把經濟從到雜貨店買包香煙的層次推進到金融大樓裡。同樣的，IBM可以自成一個王國，會以『王國』定義IBM這樣一個大公司的意思，就是說其實在IBM裡頭，有他自己的法律，一個更廣義的法律，規定著整個公司的活動特性。這種狀況不僅僅是在這麼個高科技的生產與研發公司，我們想想其實一個研究所（當他是生產paper好了……）、公司、政黨、或任何大型的組織，都會有所謂的『風格』、『特性』、『規矩』，那些，就是他們內部的法律。
而不論是實質上的法律，或是這種廣義的法律，我只能說台灣在這上面的基礎很弱……或者是說，『無法可管』就是台灣發展技術的一個『法律』。首先的影響，就是中小企業的型態發展。沒有太多的限制告訴我們要怎麼籌組公司、搞資本主義，台灣人就慢慢的開始各玩各的把戲；沒有人告訴我們1987年在IBM與EISA之間如何取捨，大家就各自壓寶；沒有人告訴我們地質影響、為效率而標準化的種植技術、與對經濟作物的比較，那些農民就自己在土地上玩了起蓮霧來。對我而言，黑珍珠蓮霧與台灣的高科技產業，都是一樣的發跡型態：總有個一兩個pioneers，但是其他我們所謂的『螞蟻雄兵』幾乎都不是他們的子弟兵。那種風格和武昌革命其實反而比較接近：一人舉火，眾人譁然；整個大多不關孫中山的事情，但是孫中山是名副其實的 國父。你能怎麼樣？
台灣在經濟的發展，所做的努力其實和台灣爭取加入聯合國的努力一方面是相同的：追求那一點『明明和那個（中國大陸／innovation）是幾乎一樣的，但是又不一樣』這種價值與地位的建立。在這個定位未名的台灣，我們握有分散、但可能是全世界最自由的龐大資本，以及二十年來努力發展出的知識水準和技術發展，銳利的抓緊世界每個一瞬間的脈動與潮流，在人家設定的戰場上大打游擊戰。我想我們不需要不承認：在台灣，我們不僅是地小人稠又沒有天然資源，的確在政治上我們也有著非常不平等的出發點；但是在電腦產業上，我們已經證明台灣可以從更不有利的條件裡，創造出屬於我們的兵法，來大鬧他們的遊戲規則，無情的從拷貝經濟活動中砍殺商品的價格，變成侵占歐美過去一貫體系的 研發-生產-行銷 連鎖，從中間砍出屬於我們的一塊餅。
這塊餅（Development）不論好不好吃，我們目前算是吃飽了，就真的可以考慮吃更多的餅了。
2003/04/22 Dinosaurs
這應該是我第一次針對台灣產業提出我的『非法性優勢』新見解。我個人認為這可能是回朔台灣歷史之後，對於台灣政治、經濟、科技與社會的發展可以展開的新進路，不過挑戰度應該相當高吧？
2003/05/25 Dinosaurs